黄帝陵

                                   
　　前 言
　　黄帝距今有五千年的岁月，历受中华儿女的敬仰，被尊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但是，由于古文献的制约和研究者的论述有异，或受“信古”“疑古”思潮的影响走向极端，从而产生了对黄帝的若干不当认知。1986年我们接受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的委托，承当有关工作以来，曾撰写专书、论文和通俗性介绍，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陈述己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还有过激烈的辩论。今在“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简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黄帝与中国文明
　　先秦两汉时期的《逸周书》《国语》《左传》《庄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世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大戴礼记》《淮南子》《山海经》等重要文献都记载有黄帝的事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势备》，有黄帝作剑以及战涿鹿之语。以上情况反映了黄帝的事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时，收罗遗散的历史传闻，阅读皇室所藏图书、档案。对黄帝、尧、舜的遗迹进行了调查，听到的民间传说也不违背古文记载。于是以《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两篇与《国语》《左传》相印证，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可信，对百家之言，长老口碑，则择其言雅驯者，才写了《五帝本纪》，冠于《史记》书首，作为中国可信历史的开端。这既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对古史的认识，对史料的态度和写作方法，也是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
　　据《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在那神农氏世衰，部落间战争纷起之时，黄帝以他聪颖的智慧，非凡的才华，开拓的性格，率领其部落，面对现实，习武为战，保卫自己，兴起于姬水，后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到达山西南部、山东黄河之滨及河北一带。与此同时，炎帝部落兴起于姜水，其发展路线较黄帝偏南，沿渭水、黄河向东，到达河南、山东一带。在氏族部落的不断繁衍过程中，炎帝部落与东南的黎族部落发生冲突，炎帝战败，向黄帝求援。黄帝和炎帝联兵，与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发生了“涿鹿之战”，蚩尤败北。战后，炎帝恃强，欲侵凌“诸侯”，黄帝规劝无效，便发生了“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在那乱世中，凡有不顺者，黄帝就从而征之，以战争手段制止了部落间的长期混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修德振兵……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就显示了王国政治体制的初建。《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显示了黄帝之时已从采集渔猎、漂泊流徙的“野蛮”生活，跨进铜石并用的农业经济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筴”。其《索引》《正义》说，筴音策，神策即神蓍，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又说黄帝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世本》载，黄帝令“羲和占日”“常仪占月”“仓颉作书”。《说文解字·叙》说：“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以上记载显示黄帝时已有历法和文字。《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里约略可见黄帝时代的疆域。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了黄帝的伟业和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根据文献记载探索黄帝与中国文明时，若证之以考古发现和研究，则不难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10年前，我们曾主张黄帝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晚期，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佐证，今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不再赘述。我们相信，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黄帝是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将会被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黄帝与神话传说
　　黄帝时代，文字尚未成为历史的载体，今所见有关黄帝的文献是经过世代口耳相传，到先秦两汉才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先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演化了的情节，还包含着一些神奇的色彩，因而被称为神话传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先民对自身周围的一些自然、社会现象无法理解，认为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致，于是就根据自己的经验构思它的形象及活动，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和社会，这就导致了神的崇拜，并以神意看待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因而，现实生活中具有杰出才能和高尚品德并被大家拥戴的英雄人物，经过人们神异性的升华变成为多智多能的神，从而后人在他身上所见更多的便是凡人所不具备的神奇性，这也是东西方古老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共性。
　　正由于黄帝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传说中既阐述有他的真实事迹，又将他说成是无所不能的天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容被人们一代一代地传颂着。如果说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和感情上的需要以及“神权”影响，而将黄帝神化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代的中华儿女就没有理由和必要再按照被神话化或演化了的模式来理解、称道和传颂黄帝。
　　但是，我们还应该了解，远古的神话说是人类童年的一种创造，既反映了先民天真进取的生活与执着的追求，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稚气和局限，其产生与当时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说，远古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历史的成分。正如拉法格论述神话传说的史学价值时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然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宗教和资本》)
　　黄帝作为远古时代的人物，我们要研究他势必要依靠神话传说。在处理这种问题时，要以现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为基础，从当时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来剖析神话传说。也就是说要用历史说明神话传说，而不是用神话传说来说明历史。例如《大戴礼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据《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曰：“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谓之四面。’”上述孔子的回答是合理的。不能说黄帝是神，活了三百年，有四张面孔。又如《列子·黄帝》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躯、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条资料应解释为：黄帝率领着以熊、罴、狼、豹、躯、虎为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用雕、鹖、鹰、鸢的羽毛制成的旗帜，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因为在远古时代，部落都各自有图腾，而这些图腾多取自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如蛇图腾、龙图腾、凤图腾、云图腾等。用鸟的羽毛作旗帜，在后世也仍有使用，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的“建翠凤之旗”，意即树立起用翠羽编成鸟形状的旗帜。这样的解释，想来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今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不能说成是黄帝率领着熊、罴、狼等动物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例如《管子·轻重》载：“黄帝作钻燧生火，”《周易·系辞》载：黄帝作弩。据考古发现所知，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发明了用火，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把人和动物分开。”(恩格斯《反杜林论》)根据古人类用火遗迹判断，距今170万年的“北京人”虽不会人工取火，还处在保存天然火种阶段，但距今五万年的“河套人”已发明了磨擦生火的技术，使火能更有效地为人们服务。关于弓箭的发明，也早在黄帝之前，“山顶洞人”遗址和大荔沙苑遗址发现的矢镞都是明证。因而，我们就不能附和这类文献记载，将原始社会早期和晚期的发明创造混为一谈，记在黄帝的名下。
　　总之，在黄帝的研究上，对于古代文献的记载，信，就要信而有证，信而合理，不能轻信和迷信，不能将黄帝说成是神，也不能将黄帝生活的岁月说成是中国古史的黄金时代；疑，就要疑而有据，疑而合理，不能武断和迷疑，不能因为神话传说中有矛盾或者具有神奇色彩，就否定黄帝人格以及他是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中华儿女尊祖情
　　中华儿女尊祖情深，在古代文献中就有多种多样的记载，据《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抱朴子》：“《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故司空张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黄帝仙去，其臣思恋罔极，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庙而四时祠之。”从而可见，黄帝逝世后，群臣就有怀念、尊崇、祭祀之举。《国语·鲁语》载：“有虞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传世铜器“陈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有“高祖黄帝”，证明战国时田齐王室也自谓黄帝的后代。《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三年(前422)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秦末农民起义，刘邦立为沛公时，也曾“祠黄帝”。
　　西汉王朝建立，刘邦班师入关，曾提出：“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臣下找不到理由。刘邦接着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史记·封禅书》)此外，又颁下诏书说：我极重祠而敬祭，从现在开始，祭上帝以上当奉祀者，各按其时，沿惯例进行。汉武帝即位，亦重祭祀。当他在元鼎元年(前116)听到臣下讲述黄帝升天的情景时，即羡慕不已。《史记·封禅书》还记载着：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汉平帝时，王莽摄政，曾祭五帝于四效，后篡汉称帝，自谓黄帝之后代(《汉书·元后传》)于长安城南起九庙，首为“黄帝初祖庙”(《汉书·王莽传》)。
　　后汉光武帝建都洛阳，于建武二年(25)，“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黄帝位于丁未之地。”(《后汉书·祭祀上》)不断进行祭祀。到明帝、章帝等继位，亦循其旧。《后汉书·礼仪志》还专门记载有“黄郊”的仪式，规定每年“立秋”之前18天“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祭祀，或因战乱而中断，或因桥山异说分歧，或因为庙祭与陵祭而留下不同记载，但总的趋势是绵延不断。而且除了帝王祭祀之外，名人祭祀赞颂黄帝之作也流传下来。如：三国时曹植的《黄帝赞》。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六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魏书·太宗纪》)。泰常三年(418)，“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六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魏书·礼志》)。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魏书·礼志》)。
　　唐王朝建立，仍行郊天及祭五帝之礼，高祖、太宗时，“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旧唐书·礼仪志》)。玄宗天宝六载(747)敕示：“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相继在京城置庙，祭祀三皇五帝。代宗大历五年(770)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轩辕黄帝阙请置庙，四时列于祀典，从之”。经代宗同意，于桥山西麓建庙，并规定按时举行祭奠。(《文献通考·宗庙十三》《旧唐书·玄宗本纪》《旧唐书·代宗本纪》)在唐代，还有李白、杜甫、舒元兴等人赞颂黄帝的诗词传世。
　　宋五朝建立，“(太祖)乾德初，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陆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黄帝、炎帝……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宋史·礼志》)太祖开宝五年(972)，鉴于黄帝庙址“地势甚隘，弗便于尊崇，乃移于桥山之东(即今址)，祭祀活动相沿”。(参见宋李昉《黄帝庙碑序》，明刘仕《黄帝庙除免税粮记》和《陕西省中部县志》卷二一《黄陵志》，民国33年出版)金章宗“泰和四年二月庚戌(1204)，始祭三皇五帝四王。”(《金史·章宗纪》)“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金史·礼志》)。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继者成宗元贞元年(1295)，“命郡县通祀三皇……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并于大都(今北京)明照坊建三皇庙，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及历代名医像，此后，祭祀相沿。(《元史·祭祀志》)
　　明王朝建立，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俱图以进，凡七十有九。”四年(1371)，合祀帝王三十五，在陕西中部祀黄帝等。六年(1373)，“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明史·礼志四》)此后，京城和各地的祭祀有些改革，但关于黄帝的祭祀绵延不断。
　　特别是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起，关于黄帝陵的祭祀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假若说，此以前对黄帝陵的所在地说法不一，祭祀也不专在一地，那么从此开始，则确定在中部县桥山。洪武四年(1371)，遣中书省管勾致祭，二十九年秦王遣专官致祭。此后，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年间，明王朝均派遣专官致祭者14次。
　　清王朝建立，力倡满汉一家，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世祖福临顺治八年(1651)，遣专官致祭黄帝陵。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派遣专家致祭者28次。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海战清廷败签《马关条约》，割台湾与日本，抗日领袖之一台胞丘逢甲战败后回到大陆，痛心地写下了“袖中一卷英雄传，落日来登黄帝陵”(于右任：《黄帝功德纪》)。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年清廷与侵略者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这时鲁迅在日本留学，深为爱国热情所激动，题写了“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示了他对黄帝的怀念和为祖国献身的壮丽誓言。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陕西分会李仲特、井勿幕、郭希仁等，组织陕西、四川、甘肃、山西、广东有关人士，于重阳节到黄帝陵致祭，誓言共赴国难，艰苦不辞。
　　民国7年(1918)，于右任由陕北赴关中，清明节拜谒黄帝陵，赞颂黄帝功德。后约友人将黄帝功德见于载籍者，编成《黄帝功德纪》一书传世。
　　民国24—32年(1935—1943)，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曾多次派遣专官祭祀黄帝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在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的清明节，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带毛泽东撰写的祭文到黄帝陵致祭。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全国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巨大作用。民国29年(1940)，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重庆和延安访问之际，满怀深情地致祭于黄帝陵前。民国31年(1942)，蒋中正题写“黄帝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5—1962年每年均举行祭奠，由陕西省级领导主祭。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黄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为古墓葬第1号，有中华第一陵之称。1980年恢复致祭，随着改革开放，海内外同胞谒陵祭祖者日益增多，清明节祭祖规模日益扩大，原有条件难以适应祭祖盛况，国家领导人提出进一步整修保护黄帝陵。1992年8月，整修黄帝陵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0月成立黄帝陵基金会，李瑞环任名誉会长，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持下，一期工程进展顺利，黄帝陵初步展现出空前的“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气势”。
　　在此过程中，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分别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1994年清明节李瑞环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在陕西考察工作期间，专程赴黄帝陵参加祭奠。此后，每年清明节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同时，重阳节民祭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
　　结 语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暗无天日的时候，中华民族总是凝聚在黄帝周围。尽管某种时刻，中华儿女也发出过愤怒的呼叫或凄厉摧心的呐喊，但是，一刻也没有放弃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长途跋涉，总是为建设家园和促进祖国的进步而努力。尽管历史上民族之间或某一民族内部，也发生过冲突或战争，也曾造成国家的暂时分裂，但最终仍归统一。这才使中国在古代就成为发达的国家，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受尽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践踏、欺凌，但从鸦片战争到八年抗战，优秀的中华儿女高举反抗侵略的旗帜，前仆后继，坚强不屈，用自己的智慧和血肉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这与中华民族继承了黄帝艰苦创业，坚持正义，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精诚团结，建设祖国的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选自《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3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